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邓绍基：5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后，到文学研究所工作，曾有机会协助孙楷第先生整理他的旧著。孙先生纵谈清人治学，总是说到“段（玉裁）、王（念孙）之训诂，钱（大昕）、赵（翼）之考证”，也总是说到清人江藩对钱大昕的推崇，说到近代学者陈垣对钱大昕的钦佩。当时曾想，如果能有包罗钱氏著作并施以新式标点的“全集”，当更便利读者。昔日遐想，今见事实，十分欣慰。匆匆翻阅，发现校点者为了出版这本全集，大量调查了钱氏著作的各种版本，学风谨严，态度认真，而又工作细致。《全集》的出版，嘉惠学林，方便读者，功德无量。
作为有清一代的学术巨擘、史学大家、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，钱大昕的多方面的成就早有定评。他的很多研究成果也早已被后人吸收和采用。随着学术事业的进步和发展，他的一些具体的学术见解，也被后人订正和补充。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。但我想，我们今天研究钱大昕，也不仅仅是谈论他的历史地位，我总觉得，他坚持的“通儒之学，必自实事求是始”的治学态度，是长存不朽的。也就是说，钱氏和他的学术成就虽属历史陈迹，但他提倡和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，对后世学人来说，永远值得学习和借鉴。此刻我在灯下望着案头的这部全集，忽然想起80年代以来学界曾经出现的、而且至今也未完全克服的一股浮躁之风，真是泾渭分明、高下自见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《嘉定钱大昕全集》的出版，自有一种重要的意义在，而不仅仅是方便学人和读者了。
南京大学教授张伯伟：钱大昕的学术和文学在当时不仅享誉中国，同时也远传日本和朝鲜。他的博通是无人可及的。这一点，在当时就得到中外人士的一致推许。这样一位博洽渊雅、著述宏富的学者，对于整理其著作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陈文和先生以其丰厚的知识背景，加上特有的精细和勤勉之功，终于将经过整理的《嘉定钱大昕全集》贡献在世人面前，堪称钱氏一大功臣。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出版《嘉定钱大昕全集》，回味他“通儒之学，必自实事求是始”（《卢氏群书拾补序》）的朴素的真理，是否能使当代学术逐渐摆脱空疏，由易而难，并开创下一个百年的学术辉煌呢？面对散发着书香的钱氏著作，不由地产生出这种美好的期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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